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有其基本逻辑，也有其特殊逻辑。
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屈辱中逐步了解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在此准则下领土对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所在。即使美国历史上的边疆学派，所强调的也是19世纪美国扩张中的边疆，这个边疆到19世纪末因为大陆扩张的完成而关闭和消失了。
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如何在运用国际学术界主流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学术特色，是中国边疆学者需要面对的挑战。史学界通常认为，跨国史视角主要应用于对最近200—250年人类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民族国家作为重要历史现象出现以后的历史。然而，这种转变又是不彻底的。他倾向于从文明的视角观察人类的历史，提出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
马大正据此总结说：‘华夏一词首先主要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当时接受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包括在华夏之内，统称为华夏，以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相区分。而这种政策显然有利于处于高端的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中不断推进，有利于中国文化边疆的扩张。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来看，经济转型在前面，社会转型在后面。
迄今为止，计划社会体制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大改革，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是计划社会体制带来的问题，而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因此，各个部门出台政策应该有事前评估，要算未来财政支出的账，跟未来的财政能力匹配，形成一盘棋纳入未来预算统筹考虑。但这样一来，会导致地方政企不分，政府和市场没有分工，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风险。比如减污降碳问题，如果五年一考核，地方有些弹性空间，来得及做必要的准备，企业也就有了明确的预期，知道应该如何转变调整。
新发展阶段追求很多目标，如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加美丽，能否顺利实现，依赖社会转型，但社会转型没有跟上。如果地方受财力约束，其政策执行打折扣，地方就会受到问责。
照理说，中国更具备部门之间协调的政治优势和体制条件，但从结果来看，协调不好。一、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阶段与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间的矛盾 中国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过多过细的任务分解，本以为可以更好地明确责任，迫使压力变成动力，但实际上压力没有变成动力，反而造成了整体无序。在大的国家战略、大政方针上，地方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转化落实，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照搬中央政策。
在严格的问责机制下，地方政府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依据，需要等文件、指示或者通知，否则就可能被判定为变通打折扣或乱作为，这种越来越大的岗位责任风险不由自主地导致地方政府的创造性行为全面收缩，而极端化、机械性的行为反而多了，不像过去那么有活力了。政策上的过度指标化还导致了地方缺乏必要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创新空间。计划经济因素依然存在，比如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问题，但更大的制约因素是计划社会体制的问题，对市场的深化产生了严重阻碍，这是社会转型没有跟上经济转型导致的结果。过去追求高速增长，现在追求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现在仅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并不行，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制约，都要考虑，所以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衍生出多元目标和多元政策。盖房子可以分得很细，甚至由几个单位同时进行，因为可以进行精确计算，施工位置、所需材料如钢筋和水泥都有非常精确的标准。
其三，政府转型和发展转型不匹配。于是地方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导致出现隐性债。
从深层次来看，这与工程化的思维倾向直接相关。政策出台时要少一点想当然，多一点不确定性，对政策多做风险评估，可能就会避免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政策出台时要少一点想当然，多一点不确定性，对政策多做风险评估，可能就会避免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要把地方当作一级治理主体来看，赋予治理上的自主决策权。社会耦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精准耦合，而是一种模糊耦合，故要允许存在模糊耦合，否则会适得其反。其三，政府转型和发展转型不匹配。
一、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阶段与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间的矛盾 中国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有其基本逻辑，也有其特殊逻辑。
如果地方受财力约束，其政策执行打折扣，地方就会受到问责。追求高质量发展不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区域，而是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长期的高质量发展。
从过去以增长目标为主的阶段转向增长目标、民生目标、安全目标等多目标阶段，并且提出这些目标，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和分层分类的轻重缓急排序，实际部门往往是各自齐头并进地推进，这就意味着政策越来越多元化。三、构建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 条块关系的政策协同。
于是地方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导致出现隐性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都已经搭好了，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社会体制还需要突破性改革。教育、医疗、就业等许多民生问题难以通过政策方式来解决，根源就在于此。新发展阶段追求很多目标，如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加美丽，能否顺利实现，依赖社会转型，但社会转型没有跟上。
教科文卫体的微观基础很多是事业单位，涉及几千万人，是知识密集型的一个群体。有人调侃是上面千把刀，底下一颗头，就像前面讲的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不仅综合经济部门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市场监管政策，而且教育部门、科技部门、卫健部门、环境部门、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等其他部门出台的非经济类政策和社会监管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策协同 。
在这一过程中，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阶段与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的矛盾凸显，体现为三个转型不匹配。但这样一来，会导致地方政企不分，政府和市场没有分工，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风险。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就是从单纯追求增长转向了追求发展。计划社会体制遗留下来的事业单位体制基本框架没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改变了计划经济，但过去不仅仅是计划经济，而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有一个计划社会。如果半年一考核，地方就只好采取强硬的行政措施，导致发展停滞，这就形成了分解谬误。
而发展不仅仅是规模、数量的问题，还有质量、结构的问题。政策上的过度指标化还导致了地方缺乏必要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创新空间。
在大的国家战略、大政方针上，地方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转化落实，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照搬中央政策。这些年一直强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但政府职能转变了哪些？转变得到底怎么样？政府职能有经济职能、社会职能，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说，政府转型是国家治理的转型，这恰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分解谬误就是，不该分解的系统性任务被分解了，有的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有的分解到各个时间段。在政策多元且刚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又不能变相融资，自主空间日渐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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